当前农村社会治理外在条件中面临的双重条件

当前农村社会治理面临的外在条件是复杂且多维的，既有国家战略强力推动的“天时地利”，也面临着城镇化进程中要素流失的“严峻挑战”。

一、 有利条件（机遇与支撑）

这些条件主要源于国家顶层设计的重视、技术进步的赋能以及城乡融合的趋势，为农村治理提供了资源和工具。

1. 政策环境：国家战略的强力托底与法治化保障

• 顶层设计红利： 随着“乡村振兴”战略的全面推进，国家将农村治理提升到了极高的高度（如“三农”工作是重中之重）。中央一号文件连续多年聚焦乡村治理，提供了财政优先保障、项目倾斜等实质性支持。
• 法治体系完善： 国家不断完善涉农法律法规（如《乡村振兴促进法》），不仅明确了治理主体的权责，还加强了对农村集体资产、农民权益的法律保护，为治理提供了坚实的外部法理依据。

2. 技术环境：数字化技术的深度赋能

• 数字基础设施普及： 随着“数字乡村”战略实施，宽带、4G/5G在农村的覆盖率大幅提升，打破了农村的信息闭塞。
• 治理工具现代化： 大数据、云计算、“互联网+政务服务”延伸至村级，使得“让数据多跑路，群众少跑腿”成为可能。雪亮工程（视频监控）、网格化管理平台等外部技术手段的输入，极大地降低了治安防控和公共服务的成本。

3. 经济环境：产业融合带来的资源回流

• 新业态注入活力： 农村电商、乡村旅游、直播带货等新经济形式的发展，打破了传统农业的封闭性。这不仅带来了资金流，还吸引了部分“新农人”、返乡创业大学生等高素质人才回流，改善了治理的人才结构。
• 城乡要素流动： 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的改革，正在逐步打通资本、技术、人才下乡的通道，外部市场力量开始更积极地参与到农村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建设中。

4. 社会环境：外部关注度与社会协同提升

• 社会协同力量增强： 越来越多的社会组织、企业（如“万企兴万村”）、高校与农村建立结对帮扶关系，外部社会力量介入农村扶贫、环保、教育等领域，弥补了单一政府治理的不足。

二、 不利条件（挑战与制约）

这些条件主要源于宏观社会转型的阵痛，特别是城镇化对农村资源的“虹吸效应”以及城乡二元结构的长期惯性。

1. 人口环境：城镇化虹吸导致的“空心化”与“老龄化”

• 治理主体流失（空心化）： 外部城镇化进程加速了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的外流。这直接导致农村缺乏“内生动力”，村干部选拔困难，甚至出现“无人管事、无人干事”的局面。
• 老龄化压力倒逼： 农村老龄化程度远高于城市。这不仅增加了医疗、养老等公共服务的外部供给压力，也使得数字化治理手段在推广时面临“数字鸿沟”——留守老人不会用、由于身体原因无法参与治理。

2. 经济环境：城乡差距与要素净流出

• 资源配置的“马太效应”： 尽管有政策倾斜，但市场机制下，优质教育、医疗、金融资源仍倾向于向城市集中。农村在争取外部高端资源时处于劣势，导致治理所需的公共服务供给（如优质教师、医生）长期不足。
• 农业弱质性风险： 农业面临自然灾害和市场波动的双重外部风险。一旦农产品价格大幅波动或发生灾害，容易引发经济纠纷和社会矛盾（如土地流转纠纷、甚至因贫致乱），增加了治理的复杂性和维稳压力。

3. 体制环境：行政压力的“自上而下”传导

• 权责不匹配（“属地管理”泛化）： 上级部门往往将各类考核、检查、创建任务层层下压至村级组织（“千条线、一根针”），但并未下放相应的财权和人事权。这种外部行政压力导致基层治理陷入“形式主义”和“忙乱应付”，挤占了服务群众的时间。
• 政策执行的“水土不服”： 部分外部输入的政策或治理模式（如某些一刀切的环保禁令、改厕标准）未充分考虑农村实际情况，导致政策落地难，甚至引发干群矛盾。

4. 文化环境：传统与现代的剧烈冲撞

• 传统权威解体： 随着市场经济观念的外部输入，传统的宗族权威、乡贤规则逐渐式微，但现代的法治契约精神尚未完全扎根。这种“青黄不接”的外部文化环境使得调解纠纷、凝聚共识变得更加困难。
• 原子化趋势： 市场化导致农民个体意识增强，公共精神减弱，外部动员成本上升，组织农民参与集体行动（如修路、水利）的难度加大。

总结

当前农村社会治理面临的是一个“政策技术赋能”与“人口资源流失”并存的外部环境。

• 核心矛盾在于：国家自上而下的资源输入（有利）能否跑赢城镇化自下而上的资源虹吸（不利）。
• 关键破局点在于：如何利用有利的数字化工具和政策红利，去对冲不利的人口老龄化和空心化挑战。

简要回答：
当前农村社会治理的外在条件既有利也有弊：有利条件包括国家政策支持、社会组织参与、信息化技术发展等；不利条件则表现为基层组织力量薄弱、公共服务供给不足、治理主体协同不畅、社会结构松散等。

✅ 有利条件

• 国家政策支持：中央一号文件、乡村振兴战略等为农村治理提供了制度框架和政策保障。
• 基层党组织建设：党委领导和政府负责的体制逐步完善，形成了较为稳定的治理网络。
• 社会组织参与：外源内生型社会组织（如老年协会）通过互嵌机制、筹资机制和声誉机制参与治理，增强了治理韧性。
• 信息化与数字治理：智慧乡村平台、数字化积分制等提升了治理透明度和效率。
• 农民参与意识提升：随着乡村振兴战略推进，农民逐渐认识到自身在治理中的主体地位。

❌ 不利条件

• 基层党组织力量薄弱：部分村庄党组织缺乏凝聚力，治理效能有限。
• 公共服务供给不足：农村教育、医疗、养老等公共物品短缺，制约治理效果。
• 多元主体协同不足：政府、村民、社会组织之间缺乏有效合作机制，治理常陷入“干部干、村民看”的困境。
• 社会结构松散：农村社会关系趋向自利化，公共性行为表达不足，难以形成治理共识。
• 资源输入不稳定：外源型社会组织缺乏持续性资金和外部支持，运行困难。

📊 对比表：农村社会治理外在条件

🌱 总结与启示

农村社会治理的外在条件呈现“政策与技术利好”与“组织与社会困境”并存的局面。要破解困境，需要：

1. 强化基层党组织建设，提升治理核心力量。
2. 完善公共服务供给，增强农民获得感。
3. 推动多元主体协同，形成干群共治格局。
4. 缩小数字鸿沟，让信息化真正惠及农村。

当前（2025年左右）中国农村社会治理的外在条件，既有显著的有利条件，也存在一些结构性不利条件。以下从宏观政策、经济、社会、技术、人口等多个维度进行系统分析：

一、有利条件（外部机遇）

1. 国家战略与政策红利持续释放
   • 乡村振兴战略进入全面推进阶段，《乡村振兴促进法》（2021年实施）提供了法治保障。
   • “十四五”规划及后续中央一号文件持续加码，资金、项目、人才向农村倾斜（如高标准农田建设、乡村建设行动、数字乡村战略）。
   • 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、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改革，为农村治理提供了更高层次的政策框架。
2. 财政转移支付力度空前
   • 2024年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已超10万亿元，其中涉农资金占比持续提高，村级组织运转经费、村干部报酬补贴基本保障到位，村级治理有钱办事。
3. 数字技术快速下沉农村
   • 5G基站、千兆光网基本实现行政村全覆盖，“村村通宽带”变为“村村通千兆”。
   • “互联网+政务服务”向村延伸，雪亮工程、网格化管理平台、浙闽粤等地“最多跑一次”改革向乡村延伸，极大提升了治理效率。
   • 数字人民币在农村试点推广，便于村级财务阳光化。
4. 社会资本与市场主体积极参与
   • 社会组织、龙头企业、返乡创业人员增多，形成了“村企合作”“社会组织+村两委”等多种共治模式。
   • 乡村旅游、民宿经济、电商直播等新业态蓬勃发展，带动村民增收和自治意识觉醒。
5. 基层政权组织能力显著增强
   • 村干部年轻化、知识化趋势明显（2024年全国35岁以下村干部占比已超30%）。
   • 一肩挑（书记主任一人兼）全面推行，村级组织涣散问题大幅减少。

二、不利条件（外部挑战）

1. 农村空心化、老龄化、弱质化依然严峻
   • 2024年末乡村60岁以上人口占比已接近34%，大量村庄常住人口不足300人，甚至不足100人。
   • 青壮年持续外流，村庄自治主体缺失，“有人办事”比“有钱办事”更难。
2. 村级集体经济薄弱，内生动力不足
   • 全国仍有约20%的村集体经济年收入不足10万元（含转移支付），真正经营性收入更低。
   • 资源发包一次性收入占比过高，可持续造血能力弱，导致村级组织对转移支付依赖严重。
3. 基层治理任务与资源不对等
   • “上面千条线，下面一根针”：防返贫监测、厕所革命、人居环境整治、森林防火、秸秆禁烧、反诈宣传、疫情防控等任务层层加码，但村级编制和人员未相应增加。
   • 形式主义、官僚主义在部分地区仍然突出，村级疲于填表、迎检。
4. 宗族势力、黑恶势力在局部地区仍有土壤
   • 中南部一些省份，宗族势力干扰村两委选举、把持集体资产的现象仍未根除。
   • 2023-2025年全国扫黑除恶常态化阶段，仍持续挖出涉及基层组织的“村霸”“沙霸”“宗族恶势力”。
5. 土地制度与治理需求矛盾加剧
   • 三权分置改革后，土地流转加速，但承包户与经营主体纠纷增多，村级调解能力不足。
   • 宅基地“三权分置”试点推进缓慢，闲置宅基地盘活难，一户多宅、违建等历史遗留问题处理难度大。
6. 城乡发展差距短期难以根本扭转
   • 尽管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快，但教育、医疗、养老等优质资源仍向城市集中，农民工市民化进程慢，导致农村人口持续向城市单向流动。

三、总体判断

当前农村社会治理处于历史上外部支持最强、资源投入最大的时期，但同时面临人口空心化、老龄化带来的治理主体流失这一“百年未有之挑战”。有利条件主要是“外生性、输血式”的，不利条件则更多是“内生性、结构性”的。未来5-10年，能否把外部资源转化为村庄内生治理能力，将决定乡村振兴战略成败。

简单一句话总结： “有钱办事”基本解决，“有人办事”“会办事”仍是最大短板。

围绕“干部在干、村民在看”的核心困境，当前农村社会治理的外在条件是一把“双刃剑”，机遇与挑战并存。下面我用一个表格为你梳理这些关键的内外条件。

这些有利和不利条件，实际上共同塑造了当前乡村治理的复杂环境，深刻影响着干部和村民的互动方式。你可以将之前讨论的“干部在干、村民在看”现象，视为这些内外条件共同作用的结果。

💡 基于当前条件的几点思考

从上述条件来看，要扭转这一局面，关键在于如何将有利条件转化为治理效能，同时破解不利条件的制约：

1. 利用“数字赋能”与“制度创新”激活自治：可以借鉴“千万工程”的系统思维，通过数字平台（如“吉农云”）实现村务透明和便捷反馈，结合“积分制”、“村民议事会”等工具，将抽象参与变成可量化、可感受的具体行动，让村民“有事可做、有利可获”。
2. 依托“党建引领”与“人才下沉”提升服务效能：利用驻村第一书记、法律顾问等制度，并推动资源、管理、服务下沉。同时，通过壮大集体经济、落实待遇保障等方式，吸引和留住人才，解决干部“单打独斗”和人才匮乏的问题。
3. 亟需深化“基层减负”与“财政改革”：必须根治形式主义，让基层干部从文山会海中解脱出来，有精力去组织群众。根本上，还需深化农村改革，盘活“三资”（资金、资产、资源），发展集体经济，为治理提供可持续的内生资源保障。

总而言之，未来的乡村治理需要从“行政主导”向“多元协同”加速转变。这个过程需要耐心，是一个通过持续的制度创新和利益联结，逐步将“被动者”转化为“共建者”的长期过程。

当前农村社会治理在外在条件上，既有着政策、技术、资源流动等多方面的有利加持，也面临着资源分配、城乡差距、治理协同等诸多现实阻碍，具体如下：

有利条件

1. 政策体系全面且持续发力：国家层面高度重视农村治理，以乡村振兴战略为核心，出台了一系列配套政策。比如 2025 年中央文件明确提出抓党建促乡村振兴，完善县乡村三级养老、医疗等公共服务网络，还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、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等加大对农业农村领域的资金支持。同时，政策聚焦基层减负，清理基层不必要的督查考核和政务应用程序，为农村治理营造了宽松高效的政策环境。
2. 数字技术赋能治理升级：数字乡村建设推动信息基础设施不断完善，农村互联网覆盖率显著提高。数字化党建平台、智慧村务系统等逐步落地，不仅实现了政务公开、诉求响应等功能的高效运转，还能通过数据分析精准对接农民需求。例如借助技术手段实现农村环境监测、农产品产销对接等，大幅提升治理的精准度和效率，此外科技企业参与乡村治理合作也在深化，为治理提供了技术与模式支撑。
3. 城乡资源流动逐步畅通：党建联建等机制推动城市优质教育、医疗、技术等资源向农村流动。同时，政策引导下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不断壮大，社会资本也逐渐参与到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中。比如城市人才被吸引到乡村创业就业，城市资本通过合规途径投入乡村产业，形成城乡互补的资源配置格局，为农村治理注入外部动能。
4. 治理体系与主体日趋多元：目前已形成 “乡镇党委 — 村级党组织 — 网格党小组” 的三级治理网络，党组织牵头整合村委会、集体经济组织等力量，构建起 “一核多元” 的治理体系。此外，村民议事会、民主恳谈会等平台拓宽了农民参与渠道，社会组织、志愿服务队伍也在农村公共事务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，多方协同的治理格局为农村社会治理提供了组织保障。

不利条件

1. 资源供给与配置仍有短板：尽管财政投入不断增加，但农村治理仍多依赖政府财政，社会资本和市场化筹资渠道未充分激活。部分偏远农村地区财政实力薄弱，导致基础设施建设滞后，教育、医疗等公共服务供给难以满足农民多元化需求。同时，农村资源配置存在低效问题，部分资金使用透明度不足，项目绩效参差不齐，影响治理效能的发挥。
2. 城乡发展差距带来治理难题：城乡数字鸿沟尚未完全消除，部分老年农民、偏远地区农民难以适应数字化治理模式，导致其参与治理的渠道受阻。此外，城乡公共服务水平差距明显，农村养老、婴幼儿照护等服务供给不足，且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大量流向城市，导致农村治理中劳动力和人才短缺，基层治理队伍面临老龄化、专业能力不足等问题。
3. 法治与治理执行存在薄弱环节：虽然农村治理相关法律法规不断健全，但部分基层干部和农民的法治观念仍较薄弱。比如一些乡村存在人情办事、宗族势力干扰治理的情况，法律执行力度不均。同时，部分治理措施存在形式主义倾向，如村民参与治理简化为程序性环节，村务公开不够深入，导致农民对治理的认同感和参与积极性受挫。
4. 农村稳定与生态治理压力较大：一方面，农村矛盾纠纷呈现多样化，如土地流转、集体收益分配等问题易引发冲突，且 “村霸”、赌博等违法现象仍需持续整治，给治理带来压力；另一方面，农业面源污染、农村生活垃圾处理等生态治理任务艰巨。部分农村地区环保设施不足，粪污处理、黑臭水体治理等工作推进难度大，既影响村民生活质量，也增加了农村社会治理的复杂程度。